深藏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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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编织出来的故事可惜只是一种“平面”,而不是一种“立体”的结构。这正是我们要说的,梁羽生小说的第三个艺术局限,是由于他坚持理想侠义精神及其道德人格塑造,坚持黑白分明,以及结构的平面特性,导致了其小说主题的浅、直。——这一主题甚至是不用花费半点心思去想的,事先早就预备好的,而且还是一用再用、一说再说的、多年不变的老话题:歌颂理想道德人格,贬斥现实丑恶人欲。 华罗庚先生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据柳苏先生所写,正是对梁羽生先生说的:“……(华罗庚)1979年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学时,在天天去吃饭的中国餐馆碰见了正在英国旅游的梁羽生,演出了‘他乡遇故知’的一幕,使两位素昧平生的人一见如故的,就是武侠小说,华罗庚刚刚看完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而华罗庚的武侠小说无非是‘成人童话’的论点,也是这时候当面告诉梁羽生的。”①后来,“成人童话”成了武侠小说的异名别号,所有的武侠作家的作品,都可以这么说。在这儿,我想,“成人童话”对梁羽生的小说倒更合适些,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梁羽生小说的黑白分明、好坏分明、善恶分明及主题浅直如童话的特点。这对武侠小来说也许是正常的特点,甚至是优点,而对文学艺术——成人的艺术——而言,却又是一个明显的局限。 这当然还要请出金庸小说来做参照系。金庸的小说也是“成人童话”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是因为金庸的小说人人可看,说“不
①柳苏:《侠影下的梁羽生》。
是”,是因为金庸小说绝非“童话”那么简单,而是些深刻而复杂的“寓言”。如金庸的《笑傲江湖》,我们知道,是中国政治及其历史的寓言。《鹿鼎记》、《天龙八部》、《连城诀》、《侠客行》乃至“射雕三部曲”又何尝不是历史与人生的寓言?至少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有一种寓言的深度或寓言的空间层次。——当然更不如说,金庸小说有一种内在的寓言结构。——简单如《碧血剑》这部小说,开头的张朝唐碰上明朝官兵抓他,结尾碰到李自成的败兵抓他;小说开头写袁崇焕如何被崇祯皇帝害死(虚写),结尾写李岩被李自成逼死(实写)……这种首尾呼应,不可能不让人产生联想,不可能不让人认识到崇祯与李自成这对天敌之间也有某种惊人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就是中国的政治领袖、中国的历史及其文化的奥妙所在了。 这就是结构的艺术功能。 而遗憾的是,我们在梁羽生的小说中,找不出这样的结构艺术的范例,甚至找不到明显的结构意识。不少作家都只想将一个故事编圆了,讲完了就得,全然不去考虑,结构及其艺术,正是小说与故事的差异所在。故事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结构,但那仅仅是情节的安排及顺序的组接,而与叙事整体的结构及其艺术仍然有深刻的差异。 最后,梁羽生小说有明显的模式化问题。这正是文学与武侠小说的区别,前者讲究和追求不断的突破和创新,而后者则可以按照某种既定叙事模式(包括模式化的主题、人物、情节等因素)成批“生产”出来。 这也是金庸与梁羽生的区别所在,金庸小说已如前所述,不仅追求与众不同,而且追求与己不同(即不自我重复)。而梁羽生却只能做到一半,他创造与众不同的新派武侠小说的模式,但却缺少自我突破的精神及不断创新的实践。虽不能说梁羽生的小说完全是千部一腔、一成不变,但总体上说,确实是变得太小又太少。具体表现在,(1)其作品系列太多,不像金庸小说那样一部就是一部(唯一的“射雕三部曲”,无论是主题、人物性格、叙事结构及情调都不一样)。同一系列的作品,难免承上启下,不易变化。(2)如前所述,梁羽生的名著大多都写于创作初期,中期以后虽不无变化和进步,但总体趋势却是成熟而保守。即人物越来越正,且越来越“高大全”,黑白越来越分明,即主题越来越浅直露。也许是因为梁羽生要写的作品太多,很难顾及自我突破和超越。这对梁羽生这样有才华又有学识的作家来说,的确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梁羽生学识过人、修养深厚,应该是一位“内力”深厚的作家,遗憾的是,他的艺术观念及艺术方法,太过拘泥刻板,如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气宗门下弟子,一味地追求崇高(思想模式)与优美(艺术模式),一招一式都想要合节、合拍,不能违规逾矩,做不到“独孤九剑”那样的灵活运用,更做不到“无招”胜“有招”。金庸写作之时,可没想什么武侠不武侠,正统不正统,只想娱己娱人、进而“书写世间悲欢,抒发人生感慨”,因而无念无住,不着皮相。而梁羽生仅是一“念”(侠之正统)之差,遂失之千里。 现在,梁羽生先生已经封笔了。他与金庸一时瑜亮,事隔多年,不知有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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