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司马翎为圆轴看新武侠

洵延

2008年是司马翎“重现江湖”年。这位被认为在博学和文笔方面与金庸不相上下的武侠宗师在故去近20年后，终于为大陆武侠迷重新注意。下文是台湾“中华武侠文学学会”创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龚鹏程以司马翎为圆轴去看港台新武侠，如何走向现代化的。 



我们现在觉得港台武侠是从上世纪50年代“突然”盛行的，但其实，这并非突然，而是延续着大陆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武侠文学的热潮而已。 

整个港台新武侠的创作就是实现了传统武侠所有元素的结合，以金庸、司马翎为主的港台新武侠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发展出了新的叙事模式。这些模式包括： 

放弃了传统章回体结构。对于金庸和梁羽生来说，放弃章回体，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司马翎几乎从一开始就采取标题性的结构，这样跟现代小说的关系就更紧密。 

说书体结构的改变。早期的武侠小说基本上都是全知观点的说书体，金庸、司马翎这一代人，很多地方还保留了说书人那样全知全能、掌握所有情节的叙事者的痕迹。但是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借由分章、分段，在某些地方，显示了里面当事人自己的主观感受。 

发展出一些完全新型的叙事模式。 

比如武林争霸，你看《水浒传》，看公案小说，是看不到武林争霸的。早期的争霸是从官府跟绿林之间的对立开始的，后来变成抽象化的正邪之间的对立，比如剑侠小说中的神魔相争，或者是正派人物跟邪派人物的对抗。到了港台新武侠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统江湖，武林盟主，九大门派，六大门派等等，这里的很多门派都是作者掰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多，最后就要一统江湖。 

另一个新的叙事模式，就是复仇。复仇本来是侠客文学中很重要的部分，但它是隐而不张的。然而，在司马翎、古龙小说中，以复仇为主题的情形是非常多的。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一件事情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叙述出来，也就是《罗生门》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金庸《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二者都是写胡斐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这种创作方法叫做“一事双写”。“一事双写”在司马翎和古龙的作品中都是局部的运用，而不是像金庸这样完全变成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司马翎和古龙的小说中，经常是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叙述者，这样就构成一个谜案，然后去侦破，寻找真相。 

另外，还有一种模式叫开放结局式。最典型的就是金庸《雪山飞狐》，胡斐那最后一刀到底劈下去没有？这是一种开放式结局，让读者自己去想。 

我们不要以为到了港台，新武侠才大量吸收了侦探元素，它有一个早的源头，就是清朝的公案小说，还有一个近的源头，就是民国初年被大量翻译而且夹杂现代文学因素的传统侦探小说。1949年的武侠文学吸收了很多外国文学的写作方式，比如大仲马的《侠隐记》，日本的剑豪小说，如《宫本武藏》。再有就是福尔摩斯带来的侦探元素。 

叙事模式的改变也就带来结构的改变。比如民国时期的《蜀山剑侠传》，到最后都没有写完，因为作者根本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与此相比，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武侠小说都有一个有机的结构，正因为有一个有机的结构，引进推理的元素才是可能的。 

因为结构的优化，以金庸、司马翎小说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小说就都具有现代小说的情节的张力。比如，我说某个人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人，那什么叫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呢？只有通过一件事情来看他怎样做道德选择。那么小说怎样来写正义感呢？过去作品的主角都是天生侠义，看起来就是一个正人君子。但是现代小说不是这样写的。在金庸、司马翎的小说中，通常会提出一个伦理上的困局，或者这个人在不断的江湖历练中，他通过很多伦理上的选择，最终成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或者成为一个有侠骨柔情的人。 

男女谈恋爱也是这样。男女谈恋爱不是为了起到缓冲情节发展中刚烈肃杀的气氛的作用，而是借着谈恋爱来显示当事人的个性。这种写法在司马翎小说中是非常明显的。到了古龙，就更进一步，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伦理上的困局，这个困局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以司马翎为一个圆轴去看港台新武侠，我们会发现，近代武侠在叙事模式、思想内容、人物塑造方面越来越接近于现代小说，从金庸、梁羽生到司马翎，再到古龙、黄易，他们的语感都越来越现代化，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现代人的思想，而不是古人的思想。总之，武侠小说就是这样在加入西方式的争霸、正邪对立、二元对抗，再加上伦理上的道德的抉择以及西方女性主义的模式和哲学，再加上语言感觉方面的变化以后，慢慢地完成了走向现代化的历程。（龚鹏程 台湾） 

太叔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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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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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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