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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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庸与王朔:(一)都是写小说的,(二)他们可能是当代两个最具幽默感的小说家。除此之外,二人再没有相似了,更多情况下是截然相反、天然敌对的。金庸把王朔那篇《我看金庸》视为“对自己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他有些困惑迷茫:自己与王朔既无‘个人恩怨’,又曾经对王朔做出过正面评价。王朔那厮为何欺上门来偏偏跟自己过不去呢? 金、王之争,当然与‘个人恩怨’无关,然而金庸所代表所看重的一切,正是王朔要反对要鄙弃的。 王朔在父亲一代,还生活在辽宁,满族。金庸家族几百年生活在浙江海宁,汉族。东北与江南不协调,满、汉现在‘全席’,当年也不是没有对立。 50-80年代,王朔长养于北京军队大院,金庸生活在香港渣甸山自己的豪华别墅里。把军队大院与资本家的别墅联想到一起,是否会让人产生一种紧张感? 北京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参谋本部和策源地,香港则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前哨站;北京是‘计划经济’的总规划地,香港则是经济完全自由放任的大都会,几十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城市。 海宁查姓被康熙称作‘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王朔虽然‘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但他的父辈祖辈呢?王朔父亲入伍在49年前,那可是穷人的队伍啊,越穷越革命,军区大院中的居民绝大多数出身社会底层,参军前的贫下中农和无产者。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既是拥有几千亩耕地的大地主,又是(尽管金庸认为他对人太厚道做生意不精明)资本家,在王朔的大院父辈们眼中,正是双料的反动,查枢卿土改殒命,正为此故。 金庸1924年生于海宁查氏老宅,触手皆是文化,张眼即见传统。其祖父文清公光绪丙戌年进士,曾任丹阳知县,加同知衔,编过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竟成为金庸和堂兄弟们的玩具。童年的记忆太深刻,直到1966年,金庸在满世界‘破四旧’的喧哗与骚动中,创办《明报月刊》,还是希望‘构筑一堵墙壁,保藏这些中国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 王朔1958年出生,到1966年,是8岁,开始进入‘懂事年龄’,到1976年,那场乱子结束,他已经18岁成年人了。这十年间,他满目所见,皆是‘反传统’、‘反文化’。10年间,无数古籍、古画、古墓、古寺、古钱、古玉、古陶瓷、古城墙、古建筑。。。被毁灭,“知识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喧嚣阴霾了整个华夏天空。 现在台湾当局大搞文化上‘去中国化’活动,居然把中学语文课本文言文比例由原来的60%降到50%。记得我在上中学时,文言比例大约25%吧?在王朔的时代,这个比例只有更低,他对传统文化接触既少,而在‘破四旧’的时代氛围下,对传统缺乏最起码的敬意与温情。 王朔是现代、后现代、伪现代。金庸是传统、古典、冬烘; 王朔是新鲜人,金庸是老古董; 王朔身上确带‘痞气’,金庸难免臭‘贵族气’; 王朔与金庸之争,表面看,是王朔处于下风,毕竟帮金庸辩护者众,而为王朔助拳者寡。但,归结到单纯的二人单打独斗,则金庸是在劣势。王朔放出一把‘小李飞刀‘后,就好整以暇,静观金庸的反应了,当金庸一开口回应王朔的搦战(张五常的说法是“金庸显然六根未净,忍不住出了手”),他已经输了。谈什么‘八风不动’?你金庸能做到吗?做不到的事,说来何益?最佳的应对之道不外:晾着王朔,根本不答复不辩解不搭理,有记者问,答以‘今天天气哈哈哈’即可,同时体现了自己的大度和对小王的蔑视,王朔难免由主动转为被动,他会四处追着人强调‘我就是那谁谁的敌人!’ 周作人晚年持‘不辩解主义’,是因为“记不起有一篇辩解文,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的”,在周作人看来,即使能说得清的事,辩解“总难说得好看”。毕竟经济学家更精于计算,张五常就认为:“查先生的两篇回应写得好---我是写不出来的---但我还是同意朋友的观点,认为查先生不应该回应。”也许,老张也是心知肚明:金庸实际处于下风,才出面帮老友找回场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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