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作品后记收集

刘徇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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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博敏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平平淡淡的几个字，却包含巨大的悲痛。

谭佩玉

            令狐庸有很多外篇

貌嗓失

[彩虹] 刚刚有个傻冒告诉我鲁迅姓周，真逗啊！周迅是个演员好吗？笑死我了！真想一板砖呼死他！我记得鲁迅原名李大钊，浙江周树人，是著名的反法西斯音乐家，一生有2000多项发明，被称为太空步的创始人。他拥有一个好嗓子，小学时就凭借着90分钟跑100米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新东方烹饪学校！毕业后成功进入富士康苦心练习勃鸡， 他擅长110米栏，左手反打技术高超，拿手全垒打，大灌篮，“后空翻180度右旋体360度后蹬地翻转720度”是他的经典动作，更难得可贵的是他落地没有水花。他还是恶魔果实能力者，传说中的三忍之一，曾大闹天宫，后改邪归正，统一三国，传说他有107个弟兄，个个铜头铁臂，面目狰狞，这便是羊村的起源，她生平淡泊名利，后遇到高人阿凡达的指点，打死了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并写了名侦探柯南的故事。名侦探柯南讲述的是要成为海贼王的八神太一收服了皮卡丘并登上创界山启动光能使者打败了鲨鱼辣椒，然后跟多啦A梦一起通过黄金十二宫收集七个葫芦娃召唤神龙复活二代火影，但最终为了保卫M78星云而成为了羊村村长，同蓝精灵们一起抵抗光头强的入侵的故事 。
（不忍直视[喷] ）

慧华

            顶 帮我大忙了！

慕博敏

            金庸的后记跟他的小说一样好?

征弊

　《碧血剑》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于一九五六年。 
　　《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袁承志的性格并不鲜明。不过袁崇焕也没有写好，所以在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又写了一篇《袁崇焕评传》作为补充。 
　　《碧血剑》曾作了两次颇大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修订的心力，在这部书上付出最多。 
　　《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篇“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 
　　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数量十分有限。出自《太宗实录》、《崇祯长编》等书的若干资料都是间接引述，未能核对原来的出处，或许会有谬误。这篇文字如果有甚么意义，恐怕是在于它的“可读性”。我以相当重大的努力，避免了一般历史文字中的艰深晦涩。现在的面目，比之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广东英雄袁蛮子》，文字上要顺畅了些。 
　　一九七五．?

敝垩螳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 
　　（“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论语》）。 
　　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 
　　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本书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

唐文墨

《书剑恩仇录》是我所写的第一部小说。从一九五五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但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香香公主也不是传说中或历史上的香妃。香香公主比香妃美得多了。本书中所附的香妃插图，只是让读者们看到，乾隆有这样的一个嫔妃。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乾隆修建海宁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这件事有厚惠于民。我在书中将他写得很不堪，有时觉得有些抱歉。他的诗作得不好，本来也没多大相干，只是我小时候在海宁、杭州，到处见到他御制诗的石刻，心中实在很有反感，现在展阅名画的复印，仍然到处见到他的题字，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伸。除了小学时写过描红格子之外，我从来没练过字，封面上所写的书名和签名，不值书法家一哂。对诗词也是一窍不通，直到最近修改本书，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一书而初识平平仄仄。拟乾隆的诗也就罢了，拟陈家洛与余鱼同的诗就幼稚得很。陈家洛在初作中本是解元，但想解元的诗不可能如此拙劣，因此修订时削足适履，革去了他的解元头衔。余鱼同虽只秀才，他的诗也不该是这样的初学程度。不过他外号“金笛秀才”，他的功名，就略加通融，不予革除了。本书的回目也做得不好。本书初版中的回目，平仄完全不叶，现在也不过略有改善而已。 
　　本书最初在报上连载，后来出版单行本，现在修改校订后重印，几乎每一句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胡涂。对负责校对的蔡炎培兄、明报出版部排字领班陈栋兄及各位工友，常有既感且愧之念。 
　　《金庸作品集》全部预计出四十册左右。每一册中都附印彩色插图，希望让读者们（尤其是身在外国的读者）多接触一些中国的文物和艺术作品。如果觉得小说本身太无聊，那就看看图片吧，书后那枚“金庸作品集”的印章是金石家易越石先生所作，谨志谢意。 
　　《作品集》的出版策划与印刷，承沈宝新兄、陈华生兄两位协助良多，实深感激。 
　　　　　　　　　　　　　　　　　　　　　　　 １９７５年５月 
 
　

兼丹

《连城诀》 
　 儿童时候，我浙江海宁老家有个长工，名叫和生。他是残废的，是个驼子，然而只驼了右边的一半，形相特别显得古怪。虽说是长工，但并不做什么粗重工作，只是扫地、抹尘，以及接送孩子们上学堂。我哥哥的同学们见到了他就拍手唱歌：“和生和生半爿驼，叫他三声要发怒，再叫三声翻跟斗，翻转来象只瘫淘箩”。“瘫淘箩”是我故乡土话，指破了的淘米竹箩。 
　　那时候我总是拉着和生的手，叫那些大同学不要唱，有一次还为此哭了起来，所以和生向来待我特别好。下雪、下雨的日子，他总是抱了我上学，因为他的背脊驼了一半，不能背负。那时候他年纪已很老了，我爸爸、妈妈叫他不要抱，免得两个人都摔跤，但他一定要抱。 
　　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我到他的小房里去瞧他，拿些点心给他吃。他跟我说了他的身世。 
　　他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家里积蓄了几年，就要给他完婚了。这年十二月，一家财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这家财主又开当铺，又开酱园，家里有座大花园。磨豆腐和磨米粉，工作是差不多的。财主家过年要磨好几石糯米，磨粉的工夫在财主家后厅上做。这种磨粉的事我见得多了，只磨得几天，磨子旁地下的青砖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脚印，那是推磨的人踏出来的。江南各处的风俗都差不多，所以他一说我就懂了。 
　　只为要赶时候，磨米粉的工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钟。这天他收了工，已经很晚了，正要回家，财主家里许多人叫了起来：“有贼！”有人叫他到花园去帮同捉贼。他一奔进花园，就给人几棍子打倒，说他是“贼骨头”，好几个人用棍子打得他遍体鳞伤，还打断了几根肋骨，他的半边驼就是这样造成的。他头上吃了几棍，昏晕了过去，醒转来时，身边有许多金银首饰，说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又有人在他竹箩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银和铜钱，于是将他送进知县衙门。贼赃俱在，他也分辩不来，给打了几十板，收进了监牢。 
　　本来就算是作贼，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给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在这段时期中，他父亲、母亲都气死了，他的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 
　　他从牢里出来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那财主少爷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边的尖刀，在那财主少爷身上刺了几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财主少爷只是受了重伤，却没有死。但财主家不断贿赂县官、师爷和狱卒，想将他在狱中害死，以免他出来后再寻仇。 
　　他说：“真是菩萨保佑，不到一年，老爷来做丹阳县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他说的老爷，是我祖父。 
　　我祖父文清公（他本来是“美”字辈，但进学和应考时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沧珊，故乡的父老们称他为“沧珊先生”。他于光绪乙酉年中举，丙戍年中进士，随即派去丹阳做知县，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 
　　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提到了这件事： 
　　“天津条约许外人传教，于是教徒之足迹遍中国。莠民入教，辄恃外人为护符，不受官吏钤束。人民既愤教士之骄横，又怪其行动诡秘，推测附会，争端遂起。教民或有死伤，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挟，勒索巨款，甚至归罪官吏，胁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须革职永不叙用。内政由人干涉，国已不国矣。教案以千万计，兹举其大者： 
　　“……丹阳教案。光绪十七年八月……刘坤一、刚毅奏，本年……江苏之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毁，派员前往查办……苏属案，系由丹阳首先滋事，将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光绪东华录卷一Ｏ五） 
　　我祖父被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朝廷定了“革职”处分。 
　　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对这个说法，现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时候自然信之不疑。不过那两个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当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时候到台湾，见到了我表哥蒋复聪先生。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他跟我说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那都是我本来不知道的。 
　　和生说，我祖父接任做丹阳知县后，就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我祖父辞官回家时，索性悄悄将他带了来，就养在我家里。 
　　和生直到抗战时才病死。他的事迹，我爸爸、妈妈从来不跟人说。和生跟我说的时候，以为他那次的病不会好了，也没叮嘱我不可说出来。 
　　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连城诀”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和生到底姓什么，我始终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当然不会武功。我只记得他常常一两天不说一句话。我爸爸妈妈对他很客气，从来不差他做什么事。 
　　这部小说写于一九六三年，那时“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一本随报附送的“东南亚周刊”，这篇小说是为那周刊而写的，书名本来叫做“素心剑”。 
　　　　　　　　　　　　　　　　　　　　　　　　　　　一九七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