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作品后记收集

刘徇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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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吟怀

《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另十一个月。我撰写连载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续，次日刊出，所以这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另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很感谢读者们对我的宠爱和纵容，当他们不喜欢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段落时，就断定：“这是别人代写的。”将好评保留给我自己，将不满推给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笔人”。 
　　《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的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罗亭能说不能行，《红字》中的牧师与人通奸，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写有那样的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水浒》的读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样，赌输了就抢钱，也不要像宋江那样，将不断勒索的情妇一刀杀了。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鲁迅写阿Ｑ，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 
　　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年一月。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年三号，到一九八○年年中结束，一些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一九八一·六·二二?

西犯

《天龙八部》 
　 　在改写修订《天龙八部》时，心中时时浮起陈世骧先生亲切而雍容的面貌，记着他手持烟斗侃侃而谈学问的神态。中国人写作书籍，并没有将一本书献给某位师友的习惯，但我热切的要在《后记》中加上一句：“此书献给我所敬爱的一位朋友——陈世骧先生。”只可惜他已不在世上。但愿他在天之灵知道我这番小小心意。 
　　我和陈先生只见过两次面，够不上说有深厚交情。他曾写过两封信给我，对《天龙八部》写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惭愧的话。以他的学问修养和学术地位，这样的称誉实在是太过份了。或许是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形式小说的偏爱，或许由于我们对人世的看法有某种共同之处，但他所作的评价，无论如何是超过了我所应得的。我的感激和喜悦，除了得到这样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 
　　当时我曾想，将来《天龙八部》出单行本，一定要请陈先生写一篇序。现在却只能将陈先生的两封信附在书后，以纪念这位朋友。当然，读者们都会了解，那同时是在展示一位名家的好评。任何写作的人，都期待他的作品能得到好评。如果读者看了不感到欣赏，作者的工作变成毫无意义。有人读我的小说而欢喜，在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 
　　陈先生的信中有一句话：“犹在觅四大恶人之圣诞片，未见。”那是有个小故事的，陈先生告诉我，夏济安先生也喜欢我的武侠小说。有一次他在书铺中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绘着四个人，夏先生觉得神情相貌很像《天龙八部》中所写的“四大恶人”，就买了来，写上我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想寄给我。但我们从未见过面，他托陈先生转寄。陈先生随手放在杂物之中，后来就找不到了。夏济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我的武侠小说，颇有溢美之辞。我和他的缘份更浅，始终没能见到他一面，连这张圣诞卡也没收到。我阅读《夏济安日记》等作品之时，常常惋惜，这样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终究是缘悭一面。 
　　《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倪匡兄代写那一段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和全书并无必要联系，这次改写修正，征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删去了。所以要请他代写，是为了报上连载不便长期断稿。但出版单行本，没有理由将别人的作品长期据为己有。在这里附带说明，并对倪匡兄当年代笔的盛情表示谢意。曾学柏梁台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则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像样。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艺术价值相等于封面上的题签——初学者全无功力的习作。 
　　　　　　　　　　　　　　　　　　　　　　　 一九七八·十· 
 
　

垢记裘

《神雕侠侣》的第一段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明报》创刊号上发表。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也就是写了三年。这三年是《明报》最初创办的最艰苦阶段。重行修改的时候，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神雕”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但当其存在之时，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当然根本不存在，然而在郭靖、杨过时代却是天经地义。然则我们今日认为天经地义的许许多多规矩习俗，数百年后是不是也大有可能被人认为毫无意义呢？ 
　　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的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须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决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决难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各人本来性格而定。 
　　神雕这种怪鸟，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象鸟”（Ａｅｐｙｏｒｎｉｓｔｉｔａｎ），身高十英尺余，体重一千余磅，是世上最大的鸟类，在公元一六六○年前后绝种。象鸟腿极粗，身体太重，不能飞翔。象鸟蛋比鸵鸟蛋大六倍。我在纽约博物馆中见过象鸟蛋的化石，比一张小茶几的几面还大些。但这种鸟类相信智力一定甚低。 
　　《神雕侠侣》修订本的改动并不很大，主要是修补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 
　　　　　　　　　　　　　　　　　　　　　 一九七六年五月

酵格

　 　　《九阴真经》中那段怪文的设想从甚么地方得到启发，读者们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统治全中国八十九年，统治中国北部则超过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遗留重大影响。蒙古人极少与汉人通婚，所以也没有被汉人同化。据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可考者只有一个“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从蒙古语学来的。撰写以历史作背景的小说，不可能这样一字一语都考证清楚，郭啸天、杨铁心等从未与蒙古人接触，对话中本来不该出现“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设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现代化的词语，如“思考”、“动机”、“问题”、“影响”、“目的”、“广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寻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现在”用“现今”、“现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第四集的插图（大陆版未收一编注）有一幅是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绘的佛像，此图有明朝翰林学士宋濂的一段题跋，其中说： 
　　“右梵像一卷，大理国画师张胜温之所貌，其左题云‘为利贞皇帝白票信画’，后有释妙光记，文称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涂金皆极精致，而所书之字亦不恶云。大理本汉~G榆、唐南诏之地，诸蛮据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礼，而后改以今名者，则石晋时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宪宗帅师灭其国而郡县之。其所谓庚子，该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贞者，即段氏之诸孙也。”其中所考证的年代弄错了。宋濂认为画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实他算迟了六十年，应当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于宋濂没有详细查过大理国的历史，不知道大理国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后的庚子。另有一个证据，画上题明为利贞皇帝画，利贞皇帝就是一灯大师段智兴（一灯大师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他在位时共有利贞、盛德、嘉会、元亨、安定、亨时（据罗振王《重校订纪元编》。《南诏野史》中无“亨时”年号）六个年号。宋濂所说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国是孝义帝段祥兴（段智兴的孙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 
　　此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该馆出版物中的说明根据宋濂的考证而写，将来似可改正。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师，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资料，命他续修，又只六个月就马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国正史中质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从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历六十年而始成书，草率与严谨相去极远，无怪后人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单是从宋濂题画、随手一挥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他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错误百出。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

崔祥

《倚天屠龙记》是“射雕”三部曲的第三部。这三部书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郭靖诚朴质实，杨过深情狂放，张无忌的个性却比较复杂，也是比较软弱。他较少英雄气概，个性中固然颇有优点，缺点也很多，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杨过是绝对主动性的。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得很定，小事要黄蓉来推动一下。张无忌的一生却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被环境所支配，无法解脱束缚。在爱情上，杨过对小龙女至死靡他，视社会规范如无物；郭靖在黄蓉与华筝公主之间摇摆，纯粹是出于道德价值，在爱情上绝不犹疑。张无忌却始终拖泥带水，对于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这四个姑娘，似乎他对赵敏爱得最深，最后对周芷若也这般说了，但在他内心深处，到底爱哪一个姑娘更加多些？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作者也不知道，既然他的个性已写成了这样子，一切发展全得凭他的性格而定，作者也无法干预了。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大领袖。当然，他自己根本不想做，就算勉强做了，最后也必定失败。中国三千年的政治史，早就将结论明确地摆在那里。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张无忌半个条件也没有。周芷若和赵敏却都有政治才能，因此这两个姑娘虽然美丽，却不可爱。我自己心中，最爱小昭。只可惜不能让她跟张无忌在一起，想起来常常有些惆怅。 
　　所以这部书中的爱情故事是不大美丽的，虽然，现实性可能更加强些。张无忌不是好领袖，但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阙梨花

《飞孤外传》写于一九六○、六一年间，原在《武侠与历史》小说杂志连载，每期刊载八千字。 
　　在报上连载的小说，每段约一千字至一千四百字。《飞狐外传》则是每八千字成一个段落，所以写作的方式略有不同。我每十天写一段，一个通宵写完，一般是半夜十二点钟开始，到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工作结束。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每八千字成一段落的节奏是绝对不好的。这次所作的修改，主要是将节奏调整得流畅一些，消去其中不必要的段落痕迹。《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叙述胡斐过去的事迹。然而这是两部小说，互相有联系，却并不是全然的统一。在《飞狐外传》中，胡斐不止一次和苗人凤相会，胡斐有过别的意中人。这些情节，没有在修改《雪山飞狐》时强求协调。 
　　这部小说的文字风格，比较远离中国旧小说的传统，现在并没有改回来，但有两种情形是改了的：第一，对话中删除了含有现代气息的字眼和观念，人物的内心语言也是如此。 
　　第二，改写了太新文艺腔的、类似外国语文法的句子。 
　　《雪山飞狐》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胡一刀。胡斐的性格在《雪山飞狐》中十分单薄，到了本书中才渐渐成形。我企图在本书中写一个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武侠小说中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很多，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武侠人物对富贵贫贱并不放在心上，更加不屈于威武，这大丈夫的三条标准，他们都不难做到。在本书之中，我想给胡斐增加一些要求，要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英雄难过美人关，像袁紫衣那样美貌的姑娘，又为胡斐所倾心，正在两情相洽之际而软语央求，不答允她是很难的。英雄好汉总是吃软不吃硬，凤天南赠送金银华屋，胡斐自不重视，但这般诚心诚意的服输求情，要再不饶他就更难了。江湖上最讲究面子和义气，周铁鹪等人这样给足了胡斐面子，低声下气的求他揭开了对凤天南的过节，胡斐仍是不允。不给人面子恐怕是英雄好汉最难做到的事。胡斐所以如此，只不过为了锺阿四一家四口，而他跟锺阿四素不相识，没一点交情。 
　　目的是写这样一个性格，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只是在我所写的这许多男性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特别喜欢的。 
　　武侠小说中，反面人物被正面人物杀死，通常的处理方式是认为“该死”，不再多加理会。本书中写商老太这个人物，企图表示：反面人物被杀，他的亲人却不认为他该死，仍然崇拜他，深深地爱他，至老不减，至死不变，对他的死亡永远感到悲伤，对害死他的人永远强烈憎恨。 
　　　　　　　　　　　　　　　　　　　　　　　　一九七五年一?

兼丹

《连城诀》 
　 儿童时候，我浙江海宁老家有个长工，名叫和生。他是残废的，是个驼子，然而只驼了右边的一半，形相特别显得古怪。虽说是长工，但并不做什么粗重工作，只是扫地、抹尘，以及接送孩子们上学堂。我哥哥的同学们见到了他就拍手唱歌：“和生和生半爿驼，叫他三声要发怒，再叫三声翻跟斗，翻转来象只瘫淘箩”。“瘫淘箩”是我故乡土话，指破了的淘米竹箩。 
　　那时候我总是拉着和生的手，叫那些大同学不要唱，有一次还为此哭了起来，所以和生向来待我特别好。下雪、下雨的日子，他总是抱了我上学，因为他的背脊驼了一半，不能背负。那时候他年纪已很老了，我爸爸、妈妈叫他不要抱，免得两个人都摔跤，但他一定要抱。 
　　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我到他的小房里去瞧他，拿些点心给他吃。他跟我说了他的身世。 
　　他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家里积蓄了几年，就要给他完婚了。这年十二月，一家财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这家财主又开当铺，又开酱园，家里有座大花园。磨豆腐和磨米粉，工作是差不多的。财主家过年要磨好几石糯米，磨粉的工夫在财主家后厅上做。这种磨粉的事我见得多了，只磨得几天，磨子旁地下的青砖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脚印，那是推磨的人踏出来的。江南各处的风俗都差不多，所以他一说我就懂了。 
　　只为要赶时候，磨米粉的工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钟。这天他收了工，已经很晚了，正要回家，财主家里许多人叫了起来：“有贼！”有人叫他到花园去帮同捉贼。他一奔进花园，就给人几棍子打倒，说他是“贼骨头”，好几个人用棍子打得他遍体鳞伤，还打断了几根肋骨，他的半边驼就是这样造成的。他头上吃了几棍，昏晕了过去，醒转来时，身边有许多金银首饰，说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又有人在他竹箩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银和铜钱，于是将他送进知县衙门。贼赃俱在，他也分辩不来，给打了几十板，收进了监牢。 
　　本来就算是作贼，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给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在这段时期中，他父亲、母亲都气死了，他的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 
　　他从牢里出来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那财主少爷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边的尖刀，在那财主少爷身上刺了几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财主少爷只是受了重伤，却没有死。但财主家不断贿赂县官、师爷和狱卒，想将他在狱中害死，以免他出来后再寻仇。 
　　他说：“真是菩萨保佑，不到一年，老爷来做丹阳县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他说的老爷，是我祖父。 
　　我祖父文清公（他本来是“美”字辈，但进学和应考时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沧珊，故乡的父老们称他为“沧珊先生”。他于光绪乙酉年中举，丙戍年中进士，随即派去丹阳做知县，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 
　　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提到了这件事： 
　　“天津条约许外人传教，于是教徒之足迹遍中国。莠民入教，辄恃外人为护符，不受官吏钤束。人民既愤教士之骄横，又怪其行动诡秘，推测附会，争端遂起。教民或有死伤，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挟，勒索巨款，甚至归罪官吏，胁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须革职永不叙用。内政由人干涉，国已不国矣。教案以千万计，兹举其大者： 
　　“……丹阳教案。光绪十七年八月……刘坤一、刚毅奏，本年……江苏之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毁，派员前往查办……苏属案，系由丹阳首先滋事，将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光绪东华录卷一Ｏ五） 
　　我祖父被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朝廷定了“革职”处分。 
　　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对这个说法，现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时候自然信之不疑。不过那两个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当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时候到台湾，见到了我表哥蒋复聪先生。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他跟我说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那都是我本来不知道的。 
　　和生说，我祖父接任做丹阳知县后，就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我祖父辞官回家时，索性悄悄将他带了来，就养在我家里。 
　　和生直到抗战时才病死。他的事迹，我爸爸、妈妈从来不跟人说。和生跟我说的时候，以为他那次的病不会好了，也没叮嘱我不可说出来。 
　　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连城诀”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和生到底姓什么，我始终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当然不会武功。我只记得他常常一两天不说一句话。我爸爸妈妈对他很客气，从来不差他做什么事。 
　　这部小说写于一九六三年，那时“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一本随报附送的“东南亚周刊”，这篇小说是为那周刊而写的，书名本来叫做“素心剑”。 
　　　　　　　　　　　　　　　　　　　　　　　　　　　一九七七·四

唐文墨

《书剑恩仇录》是我所写的第一部小说。从一九五五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但陈家洛这人物是我的杜撰。香香公主也不是传说中或历史上的香妃。香香公主比香妃美得多了。本书中所附的香妃插图，只是让读者们看到，乾隆有这样的一个嫔妃。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乾隆修建海宁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这件事有厚惠于民。我在书中将他写得很不堪，有时觉得有些抱歉。他的诗作得不好，本来也没多大相干，只是我小时候在海宁、杭州，到处见到他御制诗的石刻，心中实在很有反感，现在展阅名画的复印，仍然到处见到他的题字，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伸。除了小学时写过描红格子之外，我从来没练过字，封面上所写的书名和签名，不值书法家一哂。对诗词也是一窍不通，直到最近修改本书，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一书而初识平平仄仄。拟乾隆的诗也就罢了，拟陈家洛与余鱼同的诗就幼稚得很。陈家洛在初作中本是解元，但想解元的诗不可能如此拙劣，因此修订时削足适履，革去了他的解元头衔。余鱼同虽只秀才，他的诗也不该是这样的初学程度。不过他外号“金笛秀才”，他的功名，就略加通融，不予革除了。本书的回目也做得不好。本书初版中的回目，平仄完全不叶，现在也不过略有改善而已。 
　　本书最初在报上连载，后来出版单行本，现在修改校订后重印，几乎每一句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胡涂。对负责校对的蔡炎培兄、明报出版部排字领班陈栋兄及各位工友，常有既感且愧之念。 
　　《金庸作品集》全部预计出四十册左右。每一册中都附印彩色插图，希望让读者们（尤其是身在外国的读者）多接触一些中国的文物和艺术作品。如果觉得小说本身太无聊，那就看看图片吧，书后那枚“金庸作品集”的印章是金石家易越石先生所作，谨志谢意。 
　　《作品集》的出版策划与印刷，承沈宝新兄、陈华生兄两位协助良多，实深感激。 
　　　　　　　　　　　　　　　　　　　　　　　 １９７５年５月 
 
　

敝垩螳

　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 
　　（“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论语》）。 
　　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国家中也都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 
　　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本书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主题。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